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服务业复苏缓慢，也导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2021年一季度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2019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当前远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中山市近年在翠亨新区、岐江新城开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欢乐海岸、富元国际金融中心、科技金融新城、湾西智谷、科技新城中轴线等都在布局和建设过程中。事实上，过去几年珠海人看好横琴岛的房地产，其实寄希望于澳门方面来抬轿子。

就像当年的浦东之于浦西，一侧是广阔的待开发空间，另一侧是高度密集的产业、到处寻找机会的资本、技术和拥挤的人口，一旦交通打通以后，两岸的居住成本、医疗、教育、消费水平、发展空间等势能差势必趋于填平。未来深珠通道建成后，将与深圳实现半小时交通。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许简单靠政策就可以带来一个区域的快速发展。从唐家湾向南沿情侣路是澳门及拱北口岸，可经港珠澳大桥前往香港。…… 上述评论虽然有些片面，但是也不会是全无道理。

在一线城市都纷纷在全球范围内抢高端人才、抢资金、抢各种软资源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的情况下，如果珠海等城市宁可漠视高科技产业初具规模、人才云集的唐家湾，既不能面向珠江东岸，更不能面向全球，而宁可把眼光局限在横琴，甚至担心重点发展唐家湾会肥水外流到附近的中山，这样的格局恐怕真的有点太小了。我们将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9+2城市群简单划分为三个圈：珠江东岸城市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珠江西岸城市包括澳门、珠海、中山、江门，珠江北岸包括广州、佛山、肇庆。当今世界谁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二、关键在于发挥科技企业家作用 科技生产力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对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资金支持、政策环境，是生成科技生产力的重要条件。短时间便将产业结构升级到新的高度，推动着全球共同发展和合作。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有互联网助力，世界贸易从未如此简单过。

在数字信息技术驱动的发展中，运用移动支付、互联网最多的，并不是最富有的人，而是最普通的人，大部分人能从数字经济中获益。现在世界各国在企业科技创新中，更加注重发挥科技企业家的作用。

三、数字技术可以成为社会发展新的驱动力 新冠疫情给人类造成极大影响，导致社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发展放缓，世界亟须新的动能和活力来推动发展。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数字经济地位凸显。有了上述条件的支持，科技生产力才能从抽象进入具体的组织实施过程。只要努力，穷人富人都可打开数字财富之门，对解决世界贫富差距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互联网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标识，一代代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各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得到互动。科技企业家这个群体虽然不大，但他们是科技转换过程中杠杆的支点。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到处呈现数字科技的功效，人们能够感受到数字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对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推力。蒸汽机发明130年后才到亚洲，电力发明很久后才进入非洲。

以平台企业为核心，通过整合多类市场主体和资源，围绕数字化平台组织起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构成了平台经济。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没有一个国家能自给自足，不管它有多强大或者多先进。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酝酿，一些新科技已为我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动能，敏锐捕捉和深刻认识蕴含其中的崭新生产力，有利于及时运用它并克服面临的困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数字技术可以成为社会发展新的驱动力，成为解决新问题的密钥。当新冠病毒袭来，人们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停业停产之时，数字技术大显身手，我国广泛开展线上行动，既适应防疫需要，又有利于培养数字生活的新习惯。马斯克也是科技型企业家，去年SpaceX龙飞船成功对接国际空间站，成功将两名宇航员送进地球轨道。数字智能新科技则不同，在全球化条件下，具有快捷的传播性和广泛的覆盖性。勉励企业在自主研发上加倍努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和发展能力。这是历史上任何瘟疫防控期间都不曾出现的，这次疫情是对人类运用数字智能技术的一次检验和推进。

一、科技是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动机 科技具有动能作用，是解决世界难题的密钥，能够促进缓慢下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再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形成数字社会。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智能技术，伴随全球化而生，使世界进入了新科技洪流。（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入 邵春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科技生产力 经济社会发展

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历经60年，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建立全国性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服务平台。

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压实到企业 《瞭望》：你认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最重要的抓手是什么？ 王金南：2030年前碳达峰，要抓住能源革命和减污降碳关键环节。第三个基础是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格局正在形成，这是我们深入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条件。三是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作用。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出不同区域分阶段达峰路线图，明确地方达峰责任主体、完成时间、工作任务，推动不同领域结合发展趋势和技术水平，实现梯次达峰。

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也持续提升，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约16%，比2015年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要尽快达峰。

在2030年前，要继续加大非化石能源发电的装机规模，同时提高电网系统的灵活性，消纳更多的可再生电力。我国经济现代化、城镇化等进程远未结束，无法沿袭发达国家自然达峰和减排的模式，而是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再者，基于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发展碳期货、碳期权、碳租赁、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其次，各级财政部门可采取贴息、奖补、担保等方式，降低低碳项目融资成本。

最后，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境内开展低碳投资。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转情况如何？怎样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王金南：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进展较快。因此，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通过碳达峰、碳中和强约束驱动经济新变革，包括生产模式、产业结构、能源供给、电力体系、能源消费和生活方式等变革。因此，推进电炉钢和再生铝生产，是钢铁和有色等行业达峰的关键举措。

能源消费双控制度是着眼能源安全保障、用能效率提升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目标，对我国能源消费既实施强度控制，同时也实施总量控制的一项制度。鼓励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开展低碳投资，提升机构投资者碳排放分析能力。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风电、光伏产能大幅提升。设计实施相关的经济政策，带动低碳技术、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在助力我国碳排放达峰的同时提升我国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

要避免高位达峰，给未来的碳中和打下基础 《瞭望》：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的关键期，这期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金南：十四五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的关键期，也是迈向碳中和的重要窗口期，我们既面临客观的外在挑战，也面临主观认识方面的挑战。这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压实到企业。